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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波普: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基点(三

  不是一个单纯的个人经验,而是在于这种单纯的反省式的个人经验是那个时代“内心化的历史经验”的距离化。有如梦呓,又如反思和自我考掘。用民国初期以来的民间造像技法,以加强描绘“大家庭”的沧桑和期待,以善良、知足,甚至有些呆滞,缺乏生动、生气和个性的造型让“家”变成为生命的牢笼。“家”在预约生命、预约单一、预约精神的死亡,这个生命是重复、是复制。一方面,浪漫主义的慷慨激昂的热情,让中国人充满无比强烈的宗教情绪,追求人类的终极解放,热衷于宏大的表达和人文关怀;另一方面,那种献身的革命热情和生命血缘又让人们停留在非常落后和陈旧的“家”的束缚之中。“家”在我们这个时代变成为扼杀个性和灵魂的屠场。看着张晓刚的《大家庭》,特别是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创作的《大家庭》,那种揪心的痛苦会那样强烈和鲜明,隐隐的疼痛,是那种流不出泪的哭泣,流不出血的受伤。在此,“政治”隐喻又跌到了次要地位,一个非常政治的意识形态问题,演化成了时代家族生命史的文化考掘。从“政治波普”到“文化波普”的转化,在张晓刚的《大家庭》系列的创作中得到了最为经典的表达。

  隋建国是文化波普的历史化和符号化的最为成功的艺术家。纵观隋建国的十余年来的创作,大致有三个系列:其一是《地卦》系列,其二是《中山装》系列,其三是《中国制造》系列。《地卦》系列和波普很少挂上边,我们这儿主要说《中山装》系列和《中国制造》系列。《中山装》系列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就“中山装”的符号化的塑造,把“中山装”和“毛装”联系起来,把文革时期的政治问题历史化为中国近代史以还的中国当代文化的塑造和发展的问题,把波普艺术的肤浅和表皮化放置在一个让人反思中国文化自身与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之中,中山装被看成因隋建国的作品的立意方式,概括为一百余年来最具有概括性的文化物件。另一类是他把中山装穿在西方的经典性的文化和形象代表的作品上如《掷铁饼者》、《大卫》等作品。这方面体现了隋建国对融会中的中国文化的辐射性和泛化的信心。这个观念的最有智慧的呈现方面是他的《中国制造》。这个系列的选择把握住了三个文化要件:首先是恐龙——隐喻龙之国——龙是中国的代表;其次是全世界到处流通的中国人制造的“龙”的玩具,价廉物美、做工讲究,的确是“中国制造”;其三是“放大”到古生物学所考证的恐龙的尺寸……“龙真的复活了”、“龙来了”。这是一件意义直接、选材精到的出色作品。(因笔者有隋建国专论,请参考《艺术界》1997年第四期)

  当然还有许多艺术家,用波普的艺术方法进行文化思考和创作。本书不是文献档案,也不是记功簿。

  1)在当代中国波普创作中,文化波普是最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他们挪用流行的日常的图像,但关注的并不是流行文化,而是精英文化,是“深度文化”,是思考的文化的终极性和人文性的问题。

  2)从价值论的角度看,文化波普的中国特征非常鲜明。他们关注的两个价值问题,一个是当代文化的流行化和大众化的消费性与经典文化是什么样的关系,这种矛盾碰撞在当代人的生活中有什么意义和特征;另一个是人的问题:个体生命的价值是即时的还是持久的,是消费性的还是创造性的?他们的立场是守护传统的经典价值观。

  3)“文化波普”还有一个鲜明特征,是在文化根基上对本土化和地域化意义的深刻关注。他们不是仅仅听凭从政治意识形态来看待自我挣脱之后的宣泄和狂呼,也不是“波普”艺术的自我放逐,而是寻找并建构地域文化的价值基础,以此去透视当代文化问题和国际文化问题,最终建立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观基础。(作者:马钦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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