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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健:中国摇滚乐现在是现象还没成为文化

  今年是美国摇滚乐诞生50周年纪念,也是摇滚乐在中国发展20周年,同时是“中国摇滚教父”崔健发起“真唱运动”三周年纪念,中国摇滚人能否在北京收获到真正意义的“现场”将成为最大悬念。

  头戴五星棒球帽频频登台的崔健无疑是今年中国摇滚乐坛最抢眼的音乐人。今年唯有他与台湾摇滚诗人伍佰联手在北京收获1个现场,接着,他与德国摇滚教父乌多巡演于德国10个城市,拉开境外演出帷幕,随后与国际老牌摇滚巨星携手一路在北京上海广州收获7个现场。而他北美之行计划中的13个专场已稳拿美国5个,5月15日他将在本土收获他的沈阳个唱。可以肯定地说,至今能够代表中国摇滚说话的,仍是崔健。

  近日,在录制新专辑的录音棚里,崔健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电话采访。接受电话采访时崔健正在录音棚里工作。他说:“我的录音和编曲都在家里完成,有很多实验性的东西,实际上家庭制作就不是摇滚精神了,所谓摇滚精神,其实在我眼里就是三大件,吉他、贝司、鼓,加上一种普通的录音方式,最重要的是怎样以新的音乐精神做现代的音乐。”

  至于创作方面如何坚持自我,崔健回答得很干脆:“在制作和演出时必须考虑观众。但在创作上基本不考虑市场,我觉得创作这种自由好像是老天给你的,你干吗要自己阉割自己?”

  崔健有自己捕捉创作灵感的方式。“有时候旋律上的东西多来自一点儿浪漫的情绪吧”他说这番话时声音中带有一丝迷离般的诚恳。“但是我现在更多地喜欢节奏的东西,它比较理性,歌词上也愿意选择有冲撞性批判性的,因为太浪漫的东西实际上多少有点儿逃避,只要你面对现实,实际上就失去一种浪漫,好像就是一种交换吧,我们不要太多的这种旋律性的东西,更多地是为了面对更多的现实。”

  对于献身摇滚的崔健来说,生存状态根本就无所谓好与坏,也就更无所谓满意与不满意,只要没有失去艺术表达的灵性,他就是快乐的。“我觉得生存状态是跟创作发生关系的东西,所以它好与坏无所谓,状态好的时候未必写出好作品,状态不好的时候未必就是没有价值的时光,这种好坏就顺其自然,创作本身就是从无到有、或者说从苦到乐的过程,你没必要太多去想生存环境到底是什么样,因为你想的话就比较累。”

  摇滚乐在中国能走多远的问题引发了崔健一段愤怒的告白。他说:“中国的摇滚乐是炒出来的,是媒体上的一种文化,并不是真正的听觉上的文化。也许在北京的各种小地方才会有地下摇滚乐表演,摇滚乐现在是现象,还没成为文化,但是中国的摇滚乐早晚会真正成为文化。

  这种文化的特点是它不允许有掺假的东西,有很多人对这种音乐形式期待很高,很多人认为它像宗教一样,抱有很深的精神寄托,越是深刻的东西人们越认为它是至高无上遥不可及的,这种东西是极左的,而极右则是把它变得完全不允许有思想,只要失去商业机会的就被砍掉。所以现在要对它有个准确定位,完了以后再市场化,有很多现场演出,有很多唱片公司真正把它变成市场化的商品,不要羊毛出在牛身上,而是羊毛出在羊身上,但目前的状况是羊毛出在狼身上,盗版太厉害。这种体制造成的真正后果是,现在中国的摇滚乐一方面羊毛出在羊身上,一方面出在兔子身上。兔子就是一帮写文字的人,搞乐评的人,他们实际上是既得利益者,真正的音乐家并没有真正受益。”

  真正的音乐家最终会与乐评人分道扬镳吗?崔健说:“但是他们确实为摇滚乐做成了一些现象,摇滚乐既然能活着,甭管它是羊、兔子还是蚂蚱,他们就像趴在牛犄角上的蚂蚱一样,他们有的时候会嫌牛跑得慢。”

  中国有13亿人口,若能从中争取一定数量的观众,哪怕是1/26的观众来听摇滚乐就不得了。崔健说:“摇滚乐当然需要观众,但最重要的是演出机会,没有演出就像你没有河,你只是在挖井,你不断地挖井,你成不了气候,你不可能到了一定时候自然就成为一种潮流,所以基本上所有的摇滚人都在挖井,有的人挖井冒不出水来,有的人挖井冒出一点儿水来,中国摇滚人基本上还是沙漠当中求生存的状态,所谓趴在牛犄角上的那些蚂蚱们他们是看不到这一点,他们甚至不批判环境,他们看到的都是摇滚乐本身的问题,而这实际上是次要问题。

  中国摇滚乐真要发展的话,首先是人们从意识形态上要接受一种愤怒文化,接受一种批判性文化,接受一种批评,当人们接受这种文化的时候,摇滚乐才有公平生存的机会。”

  那么社会提供什么样的支持才是摇滚音乐人真正需要的?崔健说:“需要有很多唱片公司认为摇滚乐根本不是反动的,相反,它是一种健康的音乐,商人愿意做商业投资,很多人才涌入这个行业,同时这个产业能够给社会带来很大好处,它能够提高一些音乐人口的生活质量,改善人的生活风格,提高人的生活质量。另外,大家不要对我们因为一两场演出水平好像没有发挥出来就糟改你,我觉得这些人都是像我说的牛头上的蚂蚱,这些人他们会说牛拉屎拉得臭,他们能把牛屎说得遗臭万年,因为他们太小。”

  崔健对摇滚乐的发展谈了自己的见解。他说:“我个人愿意把摇滚乐的发展不要说得那么乐观,但是我相信摇滚乐实际上在开始到来,并不是说马上到来,谁也没有权利去说,但是我能够相信,摇滚乐肯定死不了,肯定!

  摇滚乐可能自生,但没有自灭,如果说灭,也许可能它在某种程度上正处于低谷,人们会认为它灭了,它会回潮的,你看西方的摇滚乐很多老的乐队它们都要回潮了。人们听了些时尚的东西,听够之后,他们发现不如这个老的东西好听,他们还会去拣起老东西,而且是一家三代人听。

  最让人欣慰的是,热爱音乐的人就永远去做音乐,这是你真正的享受生命的最重要的原因,你根本就不必在乎别人看不看,哪怕小型演出你也演得很高兴,有众多的观众是锦上添花,观众少了它是一种销售概念,音乐家本身根本无所谓,甚至有很多音乐家拒绝大型演出,小型演出才真正与观众饱和交流。而艺术家能够保持这样的生活方式就够了。

  有很多人以销售的标准来衡量艺术家的颠峰或低谷,这个东西不是客观标准,最客观的是一个人创作的作品,永远是在发现新东西,永远是在诚实表达自己的生命中从来没有表达过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艺术家的价值,而这种东西不是靠高密度的创作,就跟铁树和韭菜,韭菜是每年长三茬,温室里还能长好几茬呢,但是一个铁树没准就是100年才长一次,所以说一个艺术家,只要是他自己在往前走,就好”。

  现场是摇滚音乐人的生命,艺术家最终还是要靠作品说话。崔健说:“但是制作大型演出实际上是爬得高摔得狠,大型演出一定要有好的制作,没有成功的好的音响制作,实际上对观众不负责,我在这儿说句不客气的话,中国整个演出行业的搞硬件音响的精英都是从摇滚乐发展出来的。

  “作为艺术家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能坚持,是因为我们没有造成高成本开销的生活方式,我们每个月的开销都限制在一个很小数字内,所以说我们不怕风风雨雨,我们一直在坚持,有人说摇滚乐自生自灭,对摇滚乐持怀疑态度,也是怀疑摇滚乐没有被输血,没有财源稳固,而这恰恰锻炼了这支队伍,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这帮人还在生存,还在创作音乐,这些人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崔健认为摇滚乐在中国发展靠他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够的。他说:“广东有一家房地产公司,他们在一个将要盖楼的空场上举办了新年摇滚音乐节,他们就发现了音乐能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很大乐趣,很多年轻人坐在沙滩上,听这种音乐,而且听的都是创作性的音乐,他们觉得这是对生命的一种认识。”

  每年举办新年摇滚音乐节对国家有什么好处吗?崔健说:“中国应该是一年四季都应该有音乐节的国家,天冷了,东北演不了,就南下,而且国家也在鼓励这种假期旅行,还能够促进旅游业。”

  摇滚乐的批判精神是引人关注的问题,崔健的解释则出乎意料(他解释时语速加快):“如果摇滚乐没有乐趣,它本身不是娱乐的话,它就变成诗歌了,可能在一些极端诗人面前,摇滚乐精神显得没有那么极端,摇滚乐虽然是种强烈的刺激,而且很庄严,但毕竟只是音乐,它还有一种节奏,给身体带来快感,所以相对来说,它没必要在批判性方面做得那么纯粹。有些人试图用音乐去搞对社会的批判,这种东西在某种意义上就失去了音乐的本身。摇滚乐不是一种武器,它是一种人的生命享受中很重要的抽象的东西。所以说音乐如果没有做得很感动人,很感性化,它就不是一个成功的音乐。”

  很多人认为摇滚乐是属于年轻人独有的文化。“也不一定吧?”崔健说,“现在的年轻人不听摇滚乐,有很多人觉得它过时了,摇滚本身它是不是时尚,我觉得这根本不重要,曾经有人预言过,摇滚乐很快就会过时,已经是半个世纪了,没有一丝一毫过时的迹象。”

  对于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崔健阐述了他的观点:“华人的文化在西方人眼里是个误区。我们到国外,他们就认为中国人就是开饭馆的,和传统穿旗袍那样儿,年轻人怎么还有玩儿摇滚的,我说的摇滚乐不是简单模仿西方的东西,摇滚乐最重要的东西是怎么样结合你的本土意识,去融合现代的文化,本土意识有可能是传统的,有可能是反传统的,但是它的信息跟传统有关系,甭管你是反传统还是继承传统,到最后你要达到的是现代人的一种解放,这种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尊严,你现代的人不解放,一个民族你不能老拿着古董的东西给别人看,总要拿出点儿像样的东西,先说你拿不出来怎么办?

  中国摇滚人今年能否在北京收获一个真正意义的“现场”,崔健给出的回答是:“我们都在努力!”实际上,在“迎接2004年”时代的晚上——首届中国新年摇滚音乐节上,崔健就在召唤中国摇滚时代的到来,他凭着艺术家的直觉和才情以诗歌般的煽情语言传递出一个讯息:“这是一个时代的晚上,也将迎来一个时代的凌晨,这个时代应该是属于摇滚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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